通过常临币的收藏研究，就对常临币在发行中争论最多的仍是常临币到底是个人商家行为，还是有隐形之手，当时所谓的一级伪政权统计、登记、备注、申报这些不同形式的手续，大多数还是经过一些组织统一协调，除去一些地痞、恶霸自行发行外。否则，常临币这么大的品种和数量全是自由无组织发行，是不会被民众所接受，不会参与流通，就不会被保存下来，也就不会被老人“活化石”所记忆。今就选二品来作一佐证，说明常临币在发生过程中还是有组织行为调控的。

从这张纸币可获得非常丰富的当时历史背景，第一发行是，纸币上明确记载“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通过研究纸币获得信息，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至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多见于面值壹分、伍分；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发行的纸币多见面值壹角，把发行时间段明确出来，也为常临币圆形币壹角的时间段有了一个明确断定，虽然少许圆形币中有记载民国念八年（1939年）壹角，说明发行时间和面值关系是交错的，不是很明确时间界限，或者年末或年初之差。戴溪桥联合流通券：说明这张纸币发行并不是一家商店所发，而是在戴溪桥这方镇上几个商家一起联合发行。为什么要联合发行流通券，这小额流通券的出现，也说明辅币缺乏，影响商业经营阻滞，发行这小额流通券确为解救钱荒而为之。戴溪桥镇公所登记：这句印记于常临币纸币中的唯一，说明常临币在当时发行环节中，确有需在乡、镇公所申报、登记、备案、质押等手续。

这根骨筹币材质为骨，加工方法为烙印。正面“胡埭镇公所”，这也是常临币中唯一的一根标有镇公所字样的骨筹，背e0065壹圆，从标号段来看，四位数，为千最大数。现在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根骨筹所能传达出的信息：一、“胡埭镇公所”虽这字样烙印在骨筹上，是说明经过胡埭镇公所批准发行呢?还是由镇公所自行发行呢?镇公所本身不具有商业找零的需要，要么就是征收税费找零?二、号段仅有千位数，如果为镇公所核准发行给个体商户，以号段为区分，由于仅为壹根孤证，不象《常州钱币收藏研究》珠海出版社图36页从214~221圆形常临币背那样明显0001~20001314三排数字，第一排为起始号段，第二排为终始号段，第三排为此号段虫该币自己第多少枚号段，这样既说明共同正面一个模具，背不同号段来区分不同的店家，以免混淆，也可分担制模具费用。该枚骨筹币无法在筹币上留有烙印号码段空白区。三、面值为壹圆，常临币面值为壹圆的大多为常临币快终结之时，也就是在1941年。壹圆面值，我们认为对比值的货币为“中央储备银行”，强行摊派流通中储券过程中不断贬值。常临币币值对应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当然法币在1941年已开始出现贬值，关键常州已完全为日本侵略者占领统治，汪伪政权已基本完善，还有另二根骨筹来佐证，《常州钱币收藏研究》黄河出版社P250页左上二“张顺兴、新币、伍圆”，另一根P251页下左2，陆桥区，壹元、联记1941，用这二根骨筹来证明壹圆面值的发行年代；新币，这一名称对应的是汪储券无疑。

本文用两枚常临币来说明，常临币在当时发行过程中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去发行，而是要去乡、镇公所登记审核的，是有组织行为参与的，不是象以前文章中否定态度，认为个人行为。常临币既不是个人行为，那么他就可以升格为最低一级政府行为，此论为新提议，希望有更多的收藏研究者参与进来共同探讨所遗留下来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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